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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供水史话

   武汉三镇,先有武昌、汉阳,后有汉口,而汉口最先拥有城市公共自来水。这离不开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背景。
   万里长江,千年流淌,一路向武汉奔来。它从蛇山、龟山之间穿越而过,昼夜涛声不息,浩浩荡荡流向东海。蛇山龟山与世界第三大江---长江形成“山水十字轴”,成为武汉一张经典的城市名片。长江武汉段右岸是武昌,蛇山相随;左岸是汉阳,龟山相伴。长江最大的支流---汉江(又称“汉水”,武汉俗称“襄河”)下游的终点在汉阳与长江相会。1465-1487年间(明成化年间),汉水改道,从龟山之北与长江相拥,汉阳被一分为二,汉水右岸(俗称南岸)为汉阳,汉水左岸(俗称北岸)为汉口。汉口从汉阳分离出来,形成汉口、汉阳、武昌三镇雄峙的格局。
   以汉水入江之口取名的“汉口”,因地理区位优势和港口水运优势而快速崛起。从“五百年前一沙洲,五百年后楼外楼”、“紧走慢走,一天走不出汉口”的民谣,到清人吴淇《汉口》一诗中“十里帆樯依市立,万家灯火彻宵明”的诗句,无不见证着汉口的变迁、发展和繁华。明清时,湖北汉口镇与江西景德镇、河南朱仙镇、广东佛山镇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镇。1899年(光绪二十五年),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奏准,实行汉口与汉阳分治,新置“夏口厅”,其行政地位与汉阳县等同,辖汉水左岸(北岸)涢口至滠口地区,隶属汉阳府。1912年(民国元年)改夏口厅为夏口县。1926年,改夏口县为汉口市。
   两江交汇,三镇鼎立,九省通衢,湖泊众多,这为武汉自来水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。
   汉口镇城里城外市民最初吃水状况
   汉口镇城里市民吃水,最初从汉江或长江里肩挑手提,将水运回家。后来,形成了以挑水谋生的职业队伍,挑水夫将水挑上岸,送到用水人家水缸里,各家用明矾将水澄清。大街小巷被挑水夫水桶里溅出来的水打湿,终日难干,成为“水巷”,即使炎夏时节,也是湿漉漉的。《汉口竹枝词》就有这样的描述:“九达街头多水巷,炎天时节不曾干。”
   汉口镇城外居民吃水,也是肩挑手提,靠江河的吃江河水,靠湖的吃湖水,远离江湖的,就近挖水塘或挖井取水饮用。在汉口古田地区,曾有一个村子叫红星村,由肖家墩、祝家墩、龙家墩、陈家墩组成。为防渍水涝灾,人们挖土填高地基做房屋,几十余户人家的屋基都用土填高,房屋渐渐连成一片,以主要姓氏称之为“某某墩”。每个“墩”的前后都有挖土取土后形成的水塘(武汉方言称“凼”),人们就从水塘挑水回来用。人们还取土做砖做瓦烧窑,长年取土后的低洼之处便形成了大水塘。当地有一口很大的水塘叫“窑凼”,水质要比别的“凼”好些,于是人们特地嘱咐说,到“窑凼”里挑水回来用。
   武汉自来水事业的萌芽
   武汉自来水事业的萌芽出现在近代工厂中。1861年,汉口开埠。此后,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汉口开办工厂、洋行,设立领事。据资料统计,1863年至1908年,汉口先后有30多家工厂开办。1889年至1907年,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(中途两次因担任两江总督短暂时间离开武汉)在汉大力推行“新政”(即“洋务运动”),先后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、汉阳铁厂,在武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近代工矿企业。
   近代工矿企业离不开自来水。在汉口,西方各国开设的砖茶厂、蛋厂、制冰厂等,由于用水量大,采用人工挑水方式不能满足需要,于是出现了“汲水机器”。在汉阳、武昌,由张之洞兴办的近代工矿业中也开始采用“汲水机器”。据史料记载,1895年动工并于1897年建成投产的纺织北局就安装了“自来水机器”。1906年,在武昌平湖门外建成的麻布局,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自来水的制水、供水系统。在当时,这样的“自来水机器”生产的自来水,属于工业用水,且制水、供水生产能力较低,设备安全系数不高,只用于厂内生产,尚未向市民供应。
   武汉自来水事业的创办
   武汉自来水事业的兴起始于1906年创办的“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”(下文简称“既济公司”)。既济公司的创办不得不提及张之洞、宋炜臣、英籍工程师穆尔(Moore)和汉镇商民。
湖广总督张之洞重视水电---公共事业的创办,心中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:事关中国主权,不许外商染指。
   德商“美最时洋行”曾有由买办王予坊出面利用外资承办水电的计划,因与张之洞拒纳外资的主张不和,终未实现。
   1898-1899年间,曾有欧阳萼、邹步贤、王庭桢等人,先后3次分别联名向张之洞申办水电企业,均因“查无真实股本,不过影射洋股,希图渔利”而被批驳。
   另有张鼎坤、汪明源等联名请办水电企业,得到张之洞批准。后因查明“并无华股,全是指借洋股”,予以停办。
   宁波商人宋炜臣,19世纪末在汉口开设华盛呢绒军装皮件号和燮昌火柴厂,资金较为雄厚,成为当时武汉“实家业”之一。宋炜臣又与清廷高级军官张彪(统制)、黎元洪(协统)过从甚密,并曾以巨金捐得候补道官衔,被张之洞视为“有识之士”。
   宋炜臣体察到张之洞拒绝外资办水电事业的意图后,便邀集浙江、湖北、江西的巨商王予坊、朱佩珍、叶璋、万昭度、蒋鸿林、朱士彬、丁维藩、叶世濂 、蔡绍荣、胡敞,于1906年7月(光绪三十二年六月)在汉口华盛呢绒军装皮件号内设立筹备处,11人联名呈请创办电气灯、自来水公司。
   水电合办阶段
   筹办汉口水电事业的呈请很快得到张之洞的批准。1906年7月24日(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四),张之洞在职商宋炜臣等禀创办汉口水电公司的批文中强调:汉口地方近年益形繁盛,应办自来水、电气灯两项,弭灾卫生,关系紧要。水电两事,事关中国主权,洋商外股一概驳斥。该职商等具禀创办汉口水电既济公司,查该商等资本素称殷实,办事已著成效,所称集股情形,当不致别滋流弊,核阅所拟章程,大致尚属妥协,应即准其承办。查水电两事,必须一商兼办,利益方多。由官提倡,应即筹拨官款30万元作为股本,其办事计利与商股各股一律办理。专办地方专指汉口,不包括汉阳、武昌。本部堂委派大员一员,总司管理该公司弹压、保护、稽查三项事务。至公司内用人、理财诸事,官不干涉,以清权限(批示全文见《张文襄公全集》118卷第35页)。张之洞批准既济公司承办汉口水电事业,标志着武汉自来水事业开始进入第一阶段----水电合办阶段。
   中国人重视取名,素有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之说。宋炜臣在获得张之洞批准承办水电公司后,又罗致了徐之棨、周鲁、张赓飏、赵凤昌、李坚、黄显章、朱文学七人为发起人,取“水火相济”的含义,正式定名为“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”。
既济公司以水电为主业,办有水厂、电厂,电又含“火”之意,以“既济”作为公司冠名,取“水火相济”之意。“既济”一词源自《周易》。《周易》体现了万物阴阳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。《周易》对每一卦有整体说明(卦辞)。第六十三卦的“卦形”为水在火上(即先水后火),其“卦名”为“既济”。其“卦辞”是:水在火上,则水火有相济之功,而其中也有相克之患。盖水能灭火,火亦能干水。思其患而预防,则相为用而不相为害。
   不妨用现代人的眼光解读这段卦辞:水滋润万物,草木繁茂;草木生火,提供光明、温暖、熟食、热饮,这就是相济之功。常言道,水火不相容。水火相克为五行之说。这一卦仍强调水火有相克之患,即水能灭火,火能干水。明智的人要警惕水火相克之患,思患防患,积极预防,使水火相处发挥正能量,使水火相济,互为有益,而不相为害。
   是不是因为该公司以“既济”命名而望文生义,牵强附会引出这一大通道理呢?不是。我们从既济公司的章程、 股票、汉口水塔的造型及水夫牌上都可以找到“既济”卦形的影子。
1907年1月23日(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)既济公司第一届股东会议决施行的《商办汉镇既济水电有限公司章程》第一章总则第一节的内容为:“谨遵商律定名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有限公司,商行用既济卦样,外绕侧立方圈线。”
既济公司于1909年(宣统元年)发行的股票,在股票下方菱形图案中有《周易》中的八卦符号。可惜,卦形排列有误,本应水在火上(既济卦),却变成了火在水上(未既卦)。既济公司在1928年发行的股票上,对“火在水上”进行了更正,卦形排列为“水在火上”,这正是“既济”卦。
   汉口水塔作为既济公司水厂的配套设施,造型设计为八卦式(图1)。据《商办汉镇既济水电公司第一届业务报告》记载:“八卦式大水塔一座,计六层,共高十四丈二尺,周围二十三丈六尺,中心八丈二尺。”八卦式大水塔今称汉口水塔,塔身为八面体,主体有6层。第6层设有圆形钢制大水柜。第6层之上建有供消防瞭望、敲钟报警之用的钟楼,可视为第7层。据1982年实测资料,该塔总高度为41.32米:1至6层高度分别为5.22米、5.61米、5.52米、5.47米、6.09米、8.83米;钟楼高4.58米。
既济公司的水夫牌上也有既济卦。收藏界有紫铜材质的“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水夫牌”,其正面中间就是用红砖清水墙的图案作既济卦(图2)。其背面图案表示既济公司的主业:波涛翻滚,浪花左右飞溅(象征水);中间两根电杆,各挂二盏电灯,四盏电灯齐放光明(象征电)。
   既济公司在创办之初,刻意追求将中华文化《周易》融入企业章程、企业理念、企业文化之中,其用心良苦,可见一斑。
既济公司紧锣密鼓地开始招股。创办之初,张之洞聘请英籍工程师穆尔估算成本300万元,股款以此定为300万元。当禀请湖广总督备案时,系指定由发起人宋炜臣(渭润)、王予坊(海凡)、朱佩珍(葆三)、蒋鸿林(挹之)、叶璋(又新)、丁维藩(价候)6人在上海招股100万元;由万昭度(?伯)、朱士彬(戟门)、蔡绍荣(永基)、叶世濂(东)、胡敞(幼之)等在汉口招股50万元;其余150万元由汉镇商民附搭,以龙银10元为1股。既济公司于“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开办,七月开始招股,不逾月而股即招足”。其中,张之洞拨官款30万元以湖北官钱局名义认股3万股作为一般商股,以示提倡。其成立之速,为历来集股营业者所未有;众股东热心公用事业,前所未有;汉镇商民关注公用事业,热情似火。后因付价时,英金镑增长,超过预算;又因水电设备增加1—3倍,超过预算;还因汉口5个租界(英、俄、德、法、日)在通水当年,均议订立合同接用自来水,实非初议,既济公司在1909年续招股本200万元。
   既济公司发行的股票。1909年9月(宣统元年七月),既济公司发行第一套股票(图3)共6种,按照“博、厚、高、明、悠、久”分别对一股票、五股票、十股票、五十股票、一百股票、五百股票进行编号登记,例如:“博字第xx号壹股票”、“久字第xx号伍百股票” (标注方位见股票最左边骑缝章);特点是股票印有“龙银xx元”字样。1928年(民国十七年),既济公司开始发行第二套股票(图4)共6种,编号登记方法与第一套相同(标注方位一见股票最左边骑缝章,另见股票右边文字标注);特点是水在火上的既济卦居股票上部中间,股票右边的汉口水塔十分醒目。1938年(民国廿七年),既济公司开始发行第三套股票(图5)共6种,编号登记方法与第一套相同(标注方位见股票下部中间文字标注);特点是股票印有“每股国币拾元”字样。
既济公司的电厂、水厂、水塔建设。既济公司聘请英籍工程师穆尔设计监制电厂、水厂和水塔。电厂选址在汉江左岸河街大王庙(今沿河大道利济南路),始称大王庙电厂,1906年秋动工兴建,1908年9月建成。水厂选址在汉江左岸韩家墩宗关(今沿河大道水厂一路),始称既济水厂(今宗关水厂),1906年秋动工兴建,1909年8月建成。水塔始称配水塔(今汉口水塔)选址在城垣马路东头路北(今中山大道前进五路口),1908年秋动工兴建,1909年7月完工,开机试水洗管后,1909年9月4日通告出水。从此,汉口成为全国第四个(继上海、广州、天津之后)向市民供应自来水的城市;既济公司成为全国最大、最早的水电联合体。
   既济公司在艰难缓慢中发展。1911年,经历了辛亥革命汉口之役的炮火;1931年,又经历了武汉大水灾;1937年,被宋子文财团控制;1938年武汉沦陷后,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军管,后交日本华中水电株式会社汉口支店“代理经营”至1945年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仍由宋子文财团掌握。既济水厂初创时,日综合生产能力2.7万立方米,日供水量2.3万立方米;1949年,日综合生产能力9.3万立方米,日供水量5万立方米。
   武昌自来水生产供应比汉口晚了25年。1931年,国立武汉大学建造了简易水厂,日供水能力1000立方米,供学校自用。1933年4月,湖北省建设厅和武昌市政处利用麻布局旧址兴建的武昌临时水厂(今平湖门水厂)破土动工,1934年7月建成投产,日生产能力2300立方米,向武昌老城区市民供水;1949年,日综合生产能力1.3万立方米。
   汉阳在武汉解放前,一直没有自来水供应给市民。
   自来水独立经营阶段
   新中国成立前,汉口有既济水厂,武昌有平湖门水厂,两个水厂的日综合生产能力10.6万立方米。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10月,既济公司与鄂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组为武汉冶电业局,原既济水厂更名为“武汉冶电业局第六发电厂”。在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,武汉自来水事业面临的任务是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,这一目标到1952年顺利实现。
   1953年,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,武汉水电分家。。1953年1月,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成立,接受汉阳、武昌有关单位自用的供水设施移交,实行归口管理,标志着武汉自来水事业进入独立经营发展阶段。“武汉冶电业局第六发电厂”更名为“汉口水厂”。
   1954年,汉阳水厂投产,汉阳地区开始有了自来水供应,标志着武汉三镇市民都用上了自来水。后因水源污染,汉阳水厂停产,改为归元寺加压站,由汉口水厂(今宗关水厂)通过江汉桥上两条直径为450毫米的输水管向汉阳地区送水。
   武汉自来水事业从水电合办走向独立经营,到实现武汉三镇都拥有城市公共自来水,为武汉的成长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人们坚信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,武汉自来水事业必将书写历史的新篇章。

 

武汉供水史话插图 

 

图1 汉口水塔(1908年兴建,1909年竣工通水)

 

图2 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水夫牌

 

图3 既济公司第一套股票(50股)

 

图4 既济公司第二套股票(50股)

 

图5 既济公司第三套股票(50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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